[61]最终，《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规定，只能就生命、身体、健康、自由、所有权或者其他类似权利所受损害要求赔偿，名誉损害从最初版本中被消除了。
至少很难从理论上认定，辩论摘要在该案中出现的目的便是直接为了对相关的立法事实加以证明。比如，特别是在当前刑事诉讼中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司法机关或特定的社会机构经常会就未成年人的平时表现、成长经历、社会关系等进行调查从而制作社会调查报告，以作为其量刑的有效依据。
为此，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便曾经评论道，你不必吃下整头牛就可以知道牛皮是硬的。虽然这些报告所关注的角度各有不同，但是落脚点都在于妇女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的职业危害。[15]John Monahan，Laurens Walker，Twenty-Five Years of Social Science in Law，http：/ / www．springerlink．com / content /ar866870r9h08525 / fulltext．pdf．（Last visited Dec．8 2010）．[16]转引自[美]约翰·W．斯特龙主编：《麦考密克论证据》（第 5 版），汤维建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419 页。二 社会科学证据的雏形：布兰代斯辩论摘要时至今日，社会科学证据在美国已经经历了超过 100 年的发展历程。这一时期，一种全新的理论构想认为，个案的裁判结果要根据社会背景的变化而变化。
原告向法庭提交了证人林恩（Arthue L．Lynn）的书面宣誓证词，以及作为其附件的 2000 份问卷调查。2．辩论摘要的性质尽管布兰代斯辩论摘要在诉讼中的应用取得了出奇制胜的效果，但是是否应当把它定位成一种证据还需十分谨慎。[37]这其实代表了法律与宗教之间的互动关系。
[1]In re Winship，397 U．S．358，364（1970）．[2]我国修订后的新《刑事诉讼法》于 2013 年 1 月 1 日正式施行。从这个意义而言，排除合理怀疑本身就具有固有的理解问题。但是，如果仅仅因为陪审团在自由裁量时有一定的主观性而否定其合理性，则有失偏颇。[38]然而，对于排除合理怀疑标准适用中的宗教考量，无法确定一个固定清晰的标准。
而信奉正统派基督教或文字解释主义之人更倾向于惩罚犯罪人。[42]诚然，陪审团在适用排除合理怀疑标准时，总会存在一定的自由裁量空间，或受宗教信仰影响，或受舆论自由无形约束等。
裁判者在对案件裁判时可能牵涉到裁判者的生活经历和宗教信仰等，这是不容忽视之客观事实。试想，如果事实裁定者的确信程度达不到排除合理怀疑，则将导致事实裁定者的良心不安，此将悖逆刑事诉讼法所具有的宗教性逻辑。刑事诉讼中的事实认定是对发生在过去的案件事实的认识过程。有罪证明标准问题看似只是法学问题，深究起来，却发现排除合理怀疑标准蕴涵着深刻的宗教逻辑。
[30]由于怀疑被认为是因良心上不确定而在裁判者内心中徘徊的声音，因此对案件存在怀疑时，安全的做法是不作出判决。且在笔者看来刑事诉讼法的宗教性整体上要强于法律之宗教性，因为刑事诉讼法中的一系列诉讼原则、诉讼理念以及具体诉讼制度等，都与历史上宗教的发展密切相联，有的甚至是从基督教的历史经验和教义中引申出来的。[34]［美］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 2000 年版，第 106 页。[28]［美］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202页。
本文拟对美国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的宗教逻辑进行分析，以期加深我国法律界对排除合理怀疑的认识，进而使该标准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得到有效实施。排除合理怀疑标准主要由陪审团来予以适用。
如辩方律师可以候选陪审员是控方律师的亲戚而有偏袒之虞为由将该候选陪审员排除。[6]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 1994 年首次面对基于宗教信仰为由要求回避是否合宪的问题，但最高法院在此案中拒绝审理该案。
另一方面，无因回避制度为控辩双方提供了排除那些认为对己方不利的候选陪审员的机会。此外，一名女性陪审员向一名男性陪审员提及圣经对谁应该受到死刑判决有所指引，该名男性陪审员随后请求并听取了她朗读的相关经文。在一项调查中，陪审员被要求记录他们在死刑案件中担任陪审员的经历。[18]由此，从陪审员在评议时援引圣经经文作为判决参考便可看出陪审员的宗教成分，也可管窥排除合理怀疑标准之中所蕴涵的宗教因素，因为适用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的陪审员在一定程度上难逃宗教因素的影响。[39]而在 Jones v．Kemp 案中，乔治亚州上诉法院以陪审员在评议中使用了《圣经》为由撤销了死刑判决。[45]See Cage v．Louisiana，498 U．S．39（1990）。
[16]又如在Lucero v．Texas 案，[17]被告的辩护律师在上诉时明确指出，陪审员在对本案进行裁决时援引圣经经文的做法违反了被告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这意味着在我国刑事诉讼中，要求由证据回溯认识案件事实的程度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
没有大法官公开承认本人为无神论者。陪审团在判断诸如证人是否可靠等问题时不可避免地会运用到其宗教信仰。
从排除合理怀疑的起源来看，该标准中的怀疑一词的原初功能是指向宗教的，只是为了缓解陪审团成员作出有罪判决时的道德压力，保护他们免受上帝的诅咒。排除合理怀疑中怀疑一词具有宗教性。
反之，若其对案件不存在疑问，那么其道德压力即得到有效克服，因而其必须对案件作出判决。又如，根据信奉正统派基督教的信仰，圣经是负责因果报应的上帝提供的权威根据，宗教则是美好生活的蓝图。对美国排除合理怀疑的宗教因素进行考察，有助于我们认识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的实质，把握其内核，从而有助于我国吸收相关经验与教训，形成具有我国语境特色的实际操作细则。与分析实证主义法学不同的是，西方现实主义法学认为法律与宗教不可分离。
陪审团最终在该案中判决被告人有罪并判处终身监禁。还有两名陪审员在评议时各自参考了圣经经文。
[40]当然，判例并非如同教义学意义上的规范，必然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从排除合理怀疑标准作为刑事诉讼中的有罪证明标准来看，其自身也具有宗教性。
[3]People v．Lewis，110 Cal．Rptr．2d 272，318 － 19 （2001）．[4]Baylor Institute for Studies of Religion，American Piety in the 21st Century：New Insights to the Depth and Complexity of Religion in the U．S．（2006）．[5]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分别在 Batson v．Kentucky 476 U．S．79 （1986）案以及 J．E．B．v．Alabama ex rel．T．B．511U．S．127 （1994）案中裁定基于种族和性别理由的无因回避违宪。排除合理怀疑标准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将刑事诉讼证明中，对被告人有罪所能容忍的不确定性设置在非合理怀疑上。
龙宗智：为什么称《圣经》是一部诉讼法教科书，载《法学》2003 年第 10 期。如在前文所述 People v．Harlan 案中，法院裁定，只要陪审员在评议案件时没有《圣经》在场，那么评议时对宗教信仰问题进行讨论是允许的。二、排除合理怀疑与刑事诉讼法的宗教性排除合理怀疑具有宗教因素这一事实，其根本在于刑事诉讼法所具有的宗教性。如果陪审员不合理地进行自由裁量，则陪审员无法公正审判。
可以说，没有信仰的法律将退化成为僵死的教条。如果被告人选择放弃陪审团审判的权利，则由法官对案件进行审理。
刑事诉讼法中带有宗教色彩的程序、制度对排除合理怀疑产生影响。反之，辩方更倾向排除那些信奉正统派基督教或文字解释主义的候选陪审员。
即使禁止圣经出现在陪审团评议室，也不能完全阻止陪审员在内心运用其宗教信仰支持其判决。由此可知，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必然具有一定的宗教因素。
